并在第5段强调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特别保护教育和医疗机构内的儿童、学生和病人。
但是变体CCR5基因相当罕见，仅自然存在于10%的北欧人身上，大多数人拥有的仍是野生型、易感HIV病毒的CCR5等位基因，于此，将足够稀有的自然变异体引入胚胎应被视为增强。从比例性这一法律基本原则出发，对基因编辑婴儿可以进行常规临床和发育检查，但全基因组测序的必要性相对较弱，反复的频繁体检构成一项没有正当性的歧视措施。
在例外的情形下，考虑到医生最了解病人的状况，可以由医生为病人提供信息，但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尽量避免对病人(受试者)的决定产生影响。虽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未有明确定义，但依据《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规定，常见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基因、指纹、声纹、掌纹、虹膜、面部识别特征等，基因编辑中所主要涉及的基因信息属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作为敏感信息给予特殊保护。更多的学者主张第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起到了保护人的尊严的效果，并且可以作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这使得针对本次基因编辑属于治疗还是增强的讨论更为复杂。欧洲理事会1981年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约》(全称为《关于个人信息自动化处理过程中保护个人的公约》是第一部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的国际公约。
此外，从正面论证的视角来看，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个体生育权、健康权和自由发展权利的合理延伸，不能以笼统的公共利益为理由一概禁止。上文的知情同意原则使潜在的受试者对于参与或者继续进行试验所将承担的风险和负担有正确认识，那么试验的设计和开展等，则需要坚持生命至上和控制风险原则，避免对受试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损害。[20]宾凯：《重大突发事件的系统治理与法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0页。
[25]参见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8页。动员作为国家能力在特定领域的高度集中运用，本身就包含着对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部分个体权利的暂时性牺牲。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可以先行免职挂起来，但不急于做出最终处理，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告一段落并经过比较充分的总结反思之后，最终决定予以起复还是进一步追究责任。[52]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第241页。
1.强调应急目标的绝对性，有助于迅速凝聚共识和力量，但在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可能压缩公共商谈和策略调整空间。由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性质，以及其自身具备的优点，政治动员模式在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治理上仍然发挥主导作用。
稳定性则意味着不能轻易对应急目标做出调整，否则将被视为退却和动摇。（二）拟制的战时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建设家底和严峻的外部威胁，必须继续发挥其善于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恢复经济、改造社会面貌。[37]参见赵宏：《疫情防控下个人的权利限缩与边界》，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页。[57]但是，这种调查的任务单一，成本又比较高，只能专注于评价突发事件应对本身的得失成败，难以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
人文关怀、降低执法成本、规制改革、营商环境竞争、预留纠错空间等诸多价值和目标的引入，使权利义务的兑现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延时化（留出缓冲时间）、弹性化（提供变通方式）、综合化（引入其他评价）特征，并从相对简单的暂缓执行、分期执行等方式发展出了认罪认罚从宽等认罪激励、刑事和解等赔偿激励、合规行政执法和解和刑事不起诉等合规激励的一系列复杂机制。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的202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就用阻击战来形容疫情应对之急难险重。要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就必须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考察中国国家动员的话语设计，可以发现其继承了战争动员和革命动员的鲜明风格，特别擅长因事制宜地设计和运用战争战斗斗争某某战等词汇。
和平的环境与发展的成果使大规模国家动员的应用场景逐步减少，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进行应急动员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前最重要的体现。考虑到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天然关心和相对丰富的监督经验，上述规定似乎已经为国家权力机关综合评价政府的应急绩效作出了安排。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借鉴法律上兑现权利义务的那些灵活机制，改变对官员应急绩效的评价方式，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其预期和行为的因素引入其中。[38]对个体权利保护的忽视则可能损害法治的根本价值，并使应急行动本身无法在更高层次上证成其正当性。
为了战胜敌人，国家将不得不集中更多的资源，人民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牺牲。[19]这种事先设计的能力扩展机制是可以被法律化的，法律上规定的各种应急准备机制和应急处置措施，就体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应急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人们也根据法律上的这些规定对紧急情况下的公私边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预期。[40]对负有责任的官员厉行问责，既能够对科层体系持续施加压力以保持其对政策的执行力，也是回应民意压力从而修复合法性的有效措施之一。摘要: 中国的国家动员擅长运用战时话语，其内涵经历了从真实的战时到拟制的战时，再到隐喻的战时的演变。在评价地方政府的应急绩效时，如果能够在考虑突发事件应对本身的得失成败之外，同时将这段时间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一并纳入综合考量，能够促使官员在选择应急策略时更加注重成本和收益、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均衡，从而减少应急过程中对其他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的不必要牺牲，并抑制其采取极端化应急措施的冲动。三、一种缓释性的应对思路 通过战时话语展开的应急动员帮助国家获得了法律之外的能力拓展空间，推动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现。
而实际上，《宪法》对于什么是战争、对于什么样的国家机关能够决定和宣布战争状态已有明确规定，法学家们也反复指出了这一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非自然原因的危机爆发和危机应对的不力，都将使政府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损。
[31]应急法治的核心旨趣是在危机应对和权利保护之间兼顾平衡并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32]而不是要求只能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应对突发事件，动员的成功未必就意味着法治的失败。我们可以想到的最简单方法是用其他动员话语取代战时话语，但这样做能够解决问题吗？在应急动员中运用战时话语，无非是因为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合乎历史传统，又足够直截了当。
[29]我们不能因为应急动员在体制内外所承担法定义务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断定这是不法治的。如果国家不希望通过纯粹的暴力来实现这一切的话——实际上纯粹的暴力也做不到这些——就需要催化公众在法定义务之外的道德意识。
由于敌人的存在，人民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动员中，战时话语就是能够提供这种强大政治势能的政治信号之一。当然，随着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成为世界主题，中国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远离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面向真实敌我斗争的国家动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逻辑既具有技术意义上的规模优势特征，又具有组织意义上的权威整合特征。
[50]这要求在法律上对应急动员的主体、程序、对象、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就像《国防动员法》对战争动员已经作出的那些规定一样。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官方话语并不只有一种叙事方式。
本文将考察国家动员中战时话语的内涵变迁，分析其功能和优势，同时揭示其背后隐含的压力机制及法治风险，并提出针对这些风险的缓释机制。公共商谈空间的压缩不仅影响应急行动的灵活性，也削弱了政治系统动态地吸纳和整合民意的能力。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但是，在公共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对官员的问责和应急过程在时间上将是重叠的，唯结果是问的消极影响会在这些官员的同僚或者同行身上迅速体现出来，在后续的应急过程中产生破坏力。
无论是全民响应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属三大爱国号召的抗美援朝运动，还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核垄断、核讹诈，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搞出两弹一星，抑或是在前苏联核威胁之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动员所激发出来的人民伟力一次次创造了奇迹，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凭借诸多手段，比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面向体制内）和舆论引导、树立典型（面向体制外）等，但还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通过释放一定的政治信号来催化人们的知与行，而战时话语就同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49] 还有一种建议是通过依法动员，也就是提高应急动员本身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水平来解决问题。[7]参见杨龙、徐彬：《从5·12抗震救灾看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人本观》，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38页。
这种预期上的差异在体制内外形成了一种压力差，成为法治风险的来源。[33]在灾后的物理重建和心理重建中，则大多采用历史补偿叙事，其经典话语包括多难兴邦没有哪一次重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等。
应急动员中隐喻式的战时叙事将治理目标转换为政治目标，为超常规突发事件应对中国家能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并向体制内外释放了用于催化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信号，极大提升了应急效率。[12] 在这些话语中，都包含将疫情防控作为战争的隐喻。
中国的重大应急行动，带有政治动员驱动的鲜明特点。[44]参见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4页。